近代启蒙思想家、翻译家严复与清末“清流”党魁、清末帝师陈宝琛均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名人，两者尽管在地位、经历、学历上有较大差异，而事实上却成为一往情深，交往密切达四十多年的挚友，至死不渝，令人惊诧。两者何以有如许深远的交谊，很值得探讨。
细考严复与陈宝琛的交谊，据陈宝琛为严复所撰墓志铭称“已逾四十年”，最早不早于光绪六年（1880年）。是年严复奉调自闽赴天津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而此时陈宝琛恰在京于侍讲充日起居注官位上。在此之前，陈宝琛于同治七年（1868年）已中进土，一直供职京中未归。而严复于同治五年(1866年）底考入马尾船政学堂，至十一年(1871年)毕业上船实习，并于光绪三年（1876年）赴英留学，五年（1899年）回国在船政学堂任教员。两人均无缘谋面。接着陈宝琛于八年(1882年）派充江西乡试正考官，旋改江西学政，授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不久会办南洋，因荐人失误降级回籍乡居25年。严复却在北洋水师任职达20年之久。故两人同在京津的时间其实只有光绪七年前后两年间，认识也只能在于此时。可当时陈已为侍讲学士，严却只担任水师学堂总教习，地位迥异，但两人可真是一见如故，相知情深，至死不渝，毫无门阀地位殄域之见，极为难得。
何以严复与陈宝琛能如此情投意合呢？关键不在于年龄相近（陈大严5岁）、且为乡邻（严复家乡为侯官县阳岐村与陈宝琛家乡闽县螺洲乡同在福州南台岛南畔的乌龙江边，相距10多公里），而在他俩的思想、学识。此时，陈宝琛正是“好论时政，奋发言事”的清流中坚，劾崇厚误国、论俄事宜争、疏琉球勿弃、请约束宫监、陈洋务六事、上水师奏议……纵横捭阖，以拯弊直谏、救国图强为己任，朝野轰动。而这时严复方自英国留学归来不久，目睹西方强盛中国积弱的状况，极想报国有门做番事业，也思要为救国图强竭忠尽力。爱国之心使他俩产生强烈的共鸣，积极探求中国自强之路成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建立深远交谊的基础，所谓地位悬殊、所学中西文化的差别皆抛之脑后。所以，严复与陈宝琛的交谊绝非普通的乡曲情、翰墨缘、酒肉交。
揭开史籍，严复晚年曾于民国六年（1917年）为陈宝琛七十大寿撰过《太保陈公七十寿序》。他写道“公（陈宝琛）少以科名起家，光绪初，为讲官，尝有意于扬清激浊矣。忧盛明，警泄沓，于当路大臣多究切之事，坐是不容本朝，出之于外。寻又以举才不效镌级，家居前后达二十余年。己酉再起，以原官总礼学馆，旋简晋抚、未行，被命人毓庆宫。而辛亥十二月有逊国之事……于去年十月晋太保。”①由此不难看出严复最尝识陈宝琛之处为“尝有意于扬清激浊矣。忧盛明，警泄沓，于当路大臣多究切之事，坐是不容本朝，出之于外。”即讲究气节，忧国忧民，直谏小讳的“清流”所为。
再观陈宝琛为严复所撰《严君几道墓志铭》。陈称严复“君习囗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学归者皆用事，振厉图强，遂剪琉球，则大成，尝语人，不三十年藩属且尽……闻者弗省，文忠（李鸿章）亦患其囗直，不之昵也……君以所学不见用，殚心著述……风行海内……囗是人士渐渐倾向西人学说。”“予交君逾四十年，比岁京居尤密洽。君归经年，秋初，犹以《鼓山诗》寄予，而交遂毕于此耶！悲夫！君于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学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尤其匹也，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各书皆行于世……其为学，一至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②由此也不难看出，陈宝琛极为尝识严复的“激直”、忧国，治学上“无所不窥”、“究极原委”、“无所苟”。而“激直”、忧国与“清流”所为，可以说同出一脉。
再从现存的严复与陈宝琛书函三十八封内容看，其中重要的有严复与乡居的陈宝琛谈论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家时局，细致分析中日双方军事形势，有的还涉及对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邓世昌、黎元洪等人的评析。尤为难能可贵之点，函件甚至对最高统治者也敢于进行评论。当时这是要冒大逆不道欺君之罪的。严复在函件中不署名，而用“名心照不具”。显而易见严复与陈宝琛两人知交已至无所不谈，心照不宣的地步，甚至敢冒杀头之险，互相交换自己对时局，对上自光绪皇帝、慈禧太后，下至一般军官的看法与意见。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安危，而是国家民族的存亡。忧国愤时之情溢于言表。此时能敢于抨击时弊，的确均未减“清流”、“激直”的本色，尤其此时陈宝琛隐居乡间已十余年，严复尚在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任上，两者的交谊的确已达穷困腾达不渝的境地。
其次，严复与陈宝琛的交谊还发端于多方面的原因。讲究气节、志趣相投、好恶一气、相互尊崇，且同善诗文，均擅书法也是交谊深远的添加剂。晚年环境与心态尤使他们友情更笃，直至发展到姻亲之谊。当然不可讳言，两人年龄相近、又为乡邻，也确为交谊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两人交谊发展至颠峰期，当在陈宝琛于宣统元年(1909年)复出之后，至严复病逝于民国十年(1921年)止。正如陈宝琛撰铭称“比岁京居尤密洽”。其实京居时间即在1909年至1918年底严复返闽的10年间，国家政局剧变时期中。
宣统元年（1909年），恰好是严复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因八国联军占领北京离开北洋水师学堂南下辗转多方后，由学部尚书荣庆聘为审定名词馆总纂，皇帝下旨赐文科进士出身之期。而此时，陈宝琛亦于乡居25年后奉旨赴京，派会同礼部总理礼学馆事宜，兼综纂订，旋复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这年严复与陈宝琛均于“久屈”之后有了功名官职，对于胸有抱负，未展其志，年届57岁的严复、62岁的陈宝琛不啻久旱之甘霖，同殿为臣的机缘更使他俩交往密洽。而当年，陈宝琛即发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议，轰动朝野。而严复原为著名维新人士，他为维新失败曾撰《戊戌八月感事》，在悼念林旭《哭林晚翠》诗中，称“殷忧国命屯”，“有哭为黎元”。自此，严复全力以赴介绍西学，民主、科学思想在中国社会产生强烈影响，“至是人士渐渐倾向西人学说”。陈宝琛提出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举，无疑显示出陈宝琛对维新人士的同情与支持，与严复思想行为有异曲同工之妙。更使两人交谊加笃。因为思想一致，行为雷同。陈有胆有识深令严尊敬。
辛亥五月（1911年），陈宝琛被委任为山西巡抚，严复特赠诗：“我公龙章兼凤姿，民望久属天子毗。中间卅年隐乡里，孝友政外奚为为。闽江上下两听水，图史花竹争纷披。成章更与逮小子，横舍一一分级差。”尊崇陈宝琛甚高，指为龙章风姿，民望久属，陈后未履任，改为毓庆宫侍读等职，但已可见陈在严复心中的尊贵地位。辛亥革命（1911年）后，严复与陈宋琛两人处境不一，但交情仍笃。民国三年（1914年），林纾在京倡组晋安耆年会，严复、陈宝琛均参加，另外还有福州籍名流郭曾炘、陈衍、力钧、张元奇、傅嘉年、叶芾堂、曾福谦、林孝恂、李寿田、卓孝复、李宗言、孙葆晋、郑孝柽等共16人。按林纤撰《晋安耆年会序》，文中称”方今俗尚污骛，少年多蹇纵，其视敦尚古谊者，往往恣其欢丑。敬长之道，既弛而弗行。吾辈尤宜聚讲道德，叙礼叙，为子孙表式。”③此会已说明这些人已步入复古的“讲道德、叙礼叙、为子孙表式”的窠臼，后会历八年方因人多亡故而散。这十六人时均为寓京年逾花甲的福州人。公推陈宝琛为会长，严复曾在林纾所作《晋安耆年会图》上题诗“更将此意向桔叟（陈宝琛），渠指岁寒合抱松”，同样流露出其对陈宝琛的尊崇。
据美国黄泽德先生撰《闽县陈宝琛先生年谱》载，“公（陈宝琛）素器其人（严复），兹将北行，留诗赠别，公亦次韵答之。”④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有“至上海晤严几道，时严在沪以卖文为活，公颇劝其早作归计”⑤，翌年“晤严几道。几道少公五岁，已渐就衰老。时方从事译作，介绍西学。有诗见赠，公以韵答之，仍劝其早作归计”⑥，宣统元年（1909年）“到京三月……沈爱苍、严几道、张小凡时俱在京，每相过从。”⑦仅由上叙，又可见严复与陈宝琛的交谊于一斑。在陈宝琛方面，素来器重严复，甚关心严复的身体、生活，并对严复的赠诗，必次韵答之。亦足见严复在陈宝琛心中的地位。由诗的造诣看，入船政学堂后出国留学的严复与少年早达进士出身的陈宝琛有一定的差距。在诗作上严复奉陈宝琛为师当无可疑，而陈则谦为诗友，相互间毫无芥蒂，一直互相切磋，严成诗必赠陈，陈见诗必次韵作答，两人作为相互砥砺的诗友在当时亦传为佳话。
再由笔者珍藏的严复与陈宝琛先生曾同在福州人洪亮（幼宽）所画《囗囗先生梅谱》上的题诗看两人志节意趣的表白：“谁似闽南求己子，暗香疏影寄精神”（严诗），“纷纷俗服从青白，铁骨冰心取自怡”（陈诗），可以看出“暗香疏影寄精神”、“铁骨冰心取自怡”正是他俩对事物心态的同调谐音。
当年，陈宝琛乡居曾在鼓山灵源洞建听水斋、永泰小雄山筑听水二斋。严复诗“闽江上下两听水”即指此。严复还有《借韵题听水第二斋》诗吟此：“乡里追随近卅年，一樽相对各华颠。不妨磨洗装风景，六十流光下水船。海泉别业聊中隐，友石新墩占小雄。他日谩郎作水乐，两山宫徵将无问……世事从伊海变田，我曹谐笑尽前缘。相逢吉语无多慰，但说诗功胜旧年。”⑧直至严复归闽临终前，还将病返福州所作《避暑鼓山》、《灵源洞》两律诗寄陈宝琛，其中有“阁楼闻思近，斋犹听水称。何当山雨后，据石看奔腾”句，足证两人的深交笃谊。陈在为严撰墓志铭中还提到“秋初，犹以鼓山诗寄余，而交遂毕于此耶！”严陈的诗友交也可谓终生。按当时两人晚年的处境心态，严复的病中述怀诗“投老还乡卧小楼，身随残梦两悠悠。病瘥稍喜安眠食，语少从教减献酬。壮志销沉看剑鼻，老怀回复忆壶头。遗踪处处成怅触，依旧城南水乱流”，可谓是严陈两人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
严复视陈宝琛为知己，交谊甚笃。民国三年（1914年），严复还特托陈宝琛代为其三子严琥（叔夏）物色门当户对的女子为妻，交其子生辰八字、照片给陈宝琛。陈宝琛代为寻觅，最后将其外甥女林慕兰（台湾林镜帆女）生辰八字、照片交严家，谈妥亲事。严复于民国八年（1919年）元旦为严琥与林慕兰举办了婚典。自此，陈宝琛成为严琥的妻舅，与严复有了姻亲关系。
民国九年（1920年），严复倡议重建阳岐尚书祖庙，陈宝琛亦参与倡修。主要目的为了弘扬为国捐躯的陈文龙爱国精神，以激励乡民、后人。同时不可避免地存在有迷信色彩。
另外，两人在教育上的主张也是一致的，均身体力行教育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严复20年致力于北洋水师学堂的教育事业。陈宝琛家居25年更醉心于教育，以“培人才，广教育”为职志倡设东文学堂、师范学堂、资遗留学……为福建培育了不少人才。
综上所述，严复与陈宝琛的交谊首先是建立在忧国忧民，激清扬浊的爱国主义基础之上，在长达40多年的交往中相知极深，互相尊祟。另外志趣相投，并作翰墨交，直至姻亲之好。虽胡适曾对陈宝琛为严复作墓志铭颇有微辞：“以几道先生在近代学术文化上的贡献，绝非清代遗老如陈宝琛辈所能窥测想象。伯玉以墓志铭之作，委诸陈老先生，殊不可解”⑨，但由陈宝琛与严复的交谊实情看，正如陈在严复墓志铭中所云：“以余知君深，乞为铭”，这里面的内涵，非胡适先生所能知晓。严复与陈宝琛交谊之深断非一般人所能理解。严复四十年中一直视陈宝琛为良师益友。而陈宝琛虽为科举出身，且以理学“作君子自辨义利始，举秀才须明经传人”教育他人。但对严复非科举出身却无门户之见，官职地位亦比之高，亦无居高临下之态，是难能可贵的，对严复“绎新囗古折以中，方言扬云论谭充”却相当尊崇，称其“文章光气长垂虹”。对维新变法，救亡图存是抱积极支持的，与严复立场基本一致，思想还是进步的，故宣统元年复出，陈宝琛就有为“戊戌六君子”昭雪之议，这些正是严复与陈宝琛意气相投的基础，他们对时局无所忌讳，畅所欲言者，正是两人交谊至深的确证，绝非他人所能理解的，一代伟人严复的墓志铭托手于陈宝琛正是两人交谊深远的见证。爱国、正直、敢言正是其交谊的深基，切望国制改良、臻美虽局限于时代烙印，但还是其交谊的柱石，诗交、姻好则是其交谊的羽翼。限于时代、环境等方面的原委，严复与陈宝琛晚年的思想虽趋于保守，但在交谊程度上一直是以国家民族为己任，积极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为基础的，是高层次的，绝非知浅者如胡适辈所能理解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严陈交谊是无可指摘的，严复与陈宝琛的深远交谊必将在历史上留下一定的影响。

（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林伟功）

　　注释：
①⑧王栻《严复集》。陈宝琛《沧趣楼文存》下，第21页。
③薛绥之、张俊才编《林纾研究资料》，第40页。
④⑤⑥⑦黄泽德《闽县陈宝琛先生年谱》。第30、40、46、49页
⑨严家理《严复先生及其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