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元代时名直沽。自元历明代到清代，据《续天津县志》(同治十年，1871年刊)，除大直沽、东门外两庙外，本市唐家口、东沽、贺家口、后尖山、前辛庄、咸水沽、葛沽、泥沽、马庄、芦北口、陈家沟子、丁字沽、秦家庄及蓟县、静海等地，都建有“娘娘庙”。娘娘是天津民间对天妃——天后的亲切称号。天后是妈祖；娘娘也就是妈祖。

娘娘与妈祖相同，都是对上了年纪并对她的子孙慈祥的女人的称呼。靠近三岔河口、大口，又位在老城东门外的天后宫，同天津老城居民有着千丝万缕联系，也对老城居民的民俗与心理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一、天津最大的海运商天成号韩家(八大家之一)，就住在天后宫山门北附近(地名“大口”)，韩家自称拥有海船99只(不能称超过“百”数)，经常自泊碇处三岔河口经大沽口出发，人渤海，转往朝鲜或闽粤，韩家最信仰妈祖，经常以物质赞助，并供奉海船模型，设摆在妈祖身前及屋顶。有清一代，妈祖是天津人民俗心理的中心。无论士农工商，男女老少，都十分崇敬妈祖。称妈祖为老娘娘，绝非一般对皇后、太后的尊称，而具有与“妈祖”“娘妈”相近的文化内涵。

二、凡事求妈祖，尤其是生、老、病、死、苦方面。天妃本为护航女神，但随着城市发展，人文变化，天津人把“天后圣迹”中最适应北方或天津需要的，适当放大，塑造全身。天津地势低矮，首先对妈祖镇海眼的传说放在重要地位。其次，在长期农业社会中，最需要男劳动力。所以妈祖又有了送子娘娘、子孙娘娘的化身。同时，天后宫内形成一整套的“拴娃娃”求子的民俗。娃娃出生后，对他的健康成长，是世上最为关注的。于是，又有了天花、癍疹娘娘，甚而为了种花(牛痘)后能顺利灌浆、开放、还造出了挠三大爷、挑水哥哥。这些固然属于当时的迷信，实际上却反映出天津人对妈祖的信仰与依赖;妈祖成了老城和天津人的依靠，老城及红桥、河北等天津西北地区的居民莫不如此。可以想象，在清代中晚期，十几座娘娘庙的盛况。这也是天津航运(先是海运，后为内河航运)史上的辉煌时期。娘娘庙各有一方信众，互不干扰，这正体现了妈祖崇拜的根本信念。但自明代正统间，皇帝赐给天后宫道藏一部，并命天津道官驻在天后宫，以故此地香火愈益炽烈。所以，天后宫在老城区居民信仰中的地位，更加重要。天津财势大的盐商大家，莫不是天后宫的赞助与支持人。

天后宫皇会中銮驾的供养人赫赫堂李氏，就是天津盐商纲总李子赫。皇会中出资出人最巨的是盐坨六局，同治十三年(1874)单街子沿岸出现崩塌，盐坨竟派出船只载满盐包土袋，于岸边沉溺。光绪二十四年(1898)沿街积水过多，就用盐包堆成堤埝，再用千余盐工向埝外淘水。由此可见盐商供奉天后之不遗余力。妈祖在天津人心目中的地位，早已超越了护航女神的身份。

三、妈祖在天津的庙宇，是民俗文化中心。

每年春节，妈祖宫庙的南北街道，贴满了“年年在此”的小红纸条，一过腊月十五就“上全街”，所有欢度春节所需的用品，既有祭神用的香蜡纸锞，也有吃的素食品、游艺用的玩具(耍货)以及灯笼、窗花、绢花，甚至鸡鸭鱼肉，品类俱全，成为天津的中心年货市场。天津的年俗在妈祖宫庙周围(半径1公里)表现得最鲜明、热烈，并且绚丽多彩。同时，在平日天津的服饰民俗上也有反映。在南海一带妇女，有着“妈祖装”、梳“妈祖髻”的民俗;妇女一律喜穿红裤红衣，但红裤半截为黑色，红衣的一角也要缀以黑布(名剪衣)，这是因为传说中的妈祖“海上翻飞着朱衣”，妈祖故乡的渔女也喜欢学妈祖穿红衣，但妈祖尊贵，民间妇女不可像妈祖一样穿全红，而要缀上黑布。天津女子每逢年节大事，也要穿一身红，但是不像南海一带是妈祖嫡系后人(如多林姓)，所以自古无所禁忌，坦然地穿上红衣红裤红鞋红袜，头簪红花、襟掖红巾。这是天津的“妈祖装”。在游艺民俗中，湄洲祖庙于每年农历三月二十三日妈祖圣诞，例有赛会之举，邻近的台湾不但百戏出巡，且有绕岛的活动。

天津天后宫(天后宫皇会)于妈祖圣诞之期，也要大出“娘娘会”，传说因受康熙、乾隆两帝观赏，称为“皇会”。每逢此日，百戏杂陈，使天津的法鼓老会等数百年绵亘不绝。天津的各会既丰富了天津皇会，天津皇会也促进了天津地方民间歌舞百戏的繁荣。

妈祖对天津民俗影响深远。除去过去时代的迷信色彩，妈祖的这种影响，与新千年的天津生活并无矛盾，或者说仍是适应的。尤其是天津妈祖宫庙(天后宫)在团结海内外同胞上，是具有磁石一样的向心力的。因此，台湾朝天宫向天津天后宫献上“四海同光”全匾，不是偶然的。